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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公正合理的國際稅收規則
中國目前不僅是重要的數字經濟企業居民國，同時也是數字經濟企業重要的市場國以及全球數據流動的主要參與國。據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2020年7月發布的《中國數字經濟發展白皮書（2020 年）》顯示，中國2019年數字經濟增加值規模達到35.8萬億元，占國內生產總值（GDP）比重達36.2%，占比同比提升1.4個百分點，按照可比口徑計算，2019年中國數字經濟名義增長15.6%，高于同期GDP名義增速約7.85個百分點，數字經濟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不斷提升。特別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期間，相關數字經濟的蓬勃發展更是有效推動了經濟的快速復蘇。
“世界將迎來數字稅時代。”上海財經大學公共經濟與管理學院教授朱為群認為，數字稅在內涵上是與數字經濟相關的稅收，從外延上包括相關的消費稅、數字服務稅、所得稅、數字服務預提所得稅等。從目前的國際稅收征管來看，有的國家采取了針對數字經濟的單邊稅收措施，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等則希望推動形成針對數字經濟稅收的多邊方案。他預測，未來，單邊行動和多邊行動并存的格局將會持續，多邊行動將會在一定范圍內取得成功，全球統一規則的確立有待時日。數字經濟時代，在國家稅收權益之爭日趨激烈、國際稅收迎來全新時代的大背景下，國際稅收秩序需要公正合理的國際稅收規則引領，觀念之爭要超越利益之爭，長期利益要超越短期利益，全球利益要超越局部利益，中國人要為創建新的國際稅收規則承擔義務和貢獻力量。
注重國際稅收與國內稅收銜接
蓬勃發展的數字經濟給傳統稅收制度、既有稅收規則適用及稅收征管帶來了諸多沖擊和挑戰。
中央財經大學國際稅務研究中心主任曹明星認為，面對數字經濟下跨境交易的宏觀、微觀多維框架與居民國、來源國、市場國、避稅地多方格局，需要積極應對稅基侵蝕、錯配和稅收脫嵌等問題。應立足于推動數字經濟健康發展，逐步完善數字生產和消費耦合、數字與實體經濟匹配、稅收收入與經濟增長協調的稅收制度，實現促進技術進步、存量公平和增量共享的目標。
“數字經濟提供了稅源，也對課稅思維和征管能力提出了新要求。”上海交通大學財稅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樺宇認為，數字技術改變了工業經濟時代的生產組織方式、生產要素的空間布局以及生產與消費的聯結方式。數字經濟具有交易結構非界限化、交易組成要素去單一化、交易價值判斷去時空化、交易數字化轉型非均衡性等特征。
他提出，跨境數字經濟國際稅收與國內稅收的銜接問題值得關注，做好銜接需要從觀念到規則的改變，從技術征管到生態鏈征管的理念轉型。他建議，在接下來電子商務法相關細則的完善、企業所得稅法、個人所得稅法、稅收征收管理法的修訂以及增值稅法的制定中，應對數字經濟的相關稅收問題加以重視。
推動多邊協調框架加快達成
面對數字經濟帶來的稅收挑戰，有關專家呼吁，在研究中應加強調研，充分了解數字業務的價值創造的構成以及企業在數字化背景下的相關訴求。
上海市浦東新區行政學院副教授許建標指出，數字經濟帶來稅收利益分配的不均衡，加劇了稅基侵蝕與利潤轉移，國際社會已予以高度關注并形成一定共識，包括需要突破現行國際稅收以物理存在為基礎的聯結度規則，創設新的聯結度規則，賦予消費國新的征稅權，制定利潤分配的合理方案等問題。他介紹，在目前的實踐中，對數字稅收相關問題存在諸多爭議。比如英國、法國等相繼征收的數字服務稅是否具有正當性，如何準確界定并合理分配消費者在數字企業中創造的利潤，面對部分國家采取單邊的征稅行動，多邊協調框架是否能夠加快達成等。他認為，數字經濟帶來的稅收利益分配矛盾將持續較長時間，國際統一規則的形成不僅依賴相關國際組織的協調，還需要各相關國家的決斷。
北京神州稅道稅務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員吳東明認為，數字經濟對現有國際稅收規則影響深遠，只有各方協調努力才能完成對相關規則的基礎性構建，形成兼顧居民國和來源國稅收利益的制度框架。目前OECD提出的“統一方法”融合了相關國家的用戶參與、營銷型無形資產和顯著經濟存在等提案內容，總體愿景雖然得到一定程度認可，但技術和操作層面細節有待完善。在實踐中，應遵循從易到難的路徑推進，爭取相關國家支持。對于中國而言，應積極開展數字經濟相關調研，充分了解企業在數字化背景下的相關訴求，加強對 OECD 等國際組織的相關提案和國際稅收規則的研究，分析各種方案對國際稅收規則重塑、利潤的重新分配的影響，深度參與國際稅收規則的制定。對于國內稅收政策制定，一方面要堵住稅收漏洞，保護國內稅基不受侵蝕，另一方面要注重為國內企業“走出去”發展留下空間，保護本國數字經濟企業的國際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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