稅收不是技術問題，在很大程度上是政治和哲學問題，也許是最重要的政治問題。沒有稅收，社會就沒有共同命運，集體行動也就無從談起。

       最近，我參加了國家稅務總局稅收分析相關工作，為支持企業復工復產和經濟穩定運行提出有價值的意見建議。在這過程中，我深切體會到稅收工作在中國共產黨治國理政中的重要意義。工作之余，我閱讀了法國經濟學家托馬斯·皮凱蒂的《21世紀資本論》一書，從另一個角度對稅收的政治屬性有了更深刻的認識，也對稅收在國家治理中的基礎性、支柱性、保障性作用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21世紀資本論》的主要觀點之一是“r＞g”即資本收益率﹥經濟增長率，是財富不平等的根源，貧富差距如果過大，就會超出社會容忍的極限。而皮凱蒂給出的藥方，便是稅收。

       皮凱蒂通過18世紀以來歐美日等國家的收入分配數據，反復論證“r＞g”。從現實數據來看，勞動收入內部雖然也存在不平等，但是與資本收入的不平等相比是相對溫和的，這種不平等的極端就是“超級世襲社會”“承襲制資本主義”。這背后的力量就是“r＞g”：一方面，經濟增長率“g”結構性偏低，通常不高于1%；另一方面，資本收益率“r”受技術、心理、社會和文化因素的影響，能夠長期保持在4%~5%，這在直到“二戰”前夕的人類歷史的大多數時候都成立，繼承財產帶  來的財富優于自身勞動帶來的收入，即人類長期處于“拼爹”時代。

       但是在20世紀，情況發生了變化，由于財政（稅收等）和非財政（戰爭等）等因素，短暫出現了資本收益率低于經濟增長率，即“r＜g”的情況。“二戰”后的幾十年里，繼承來的財富不再重要，并且也許是歷史上第一次，工作和學習成為出人頭地的最可靠途徑，通過勤勞而不是靠祖先蔭蔽致富成為新常態，資本主義社會由此產生“努力奮斗就能富有”的社會思維，并成為資本主義的普世價值。但是來到21世紀，皮凱蒂認為所有跡象都表明這種狀態就要結束了，“當今世界的70后、80后組成的年輕群體卻有著不同的感受，他們感受到遺產繼承的重要性將會重新在他們生活或者親朋好友的生活中顯現”。21世紀，經濟增長率很可能回歸較低的水平，過去積累的財富將不可避免地獲得超出其實際重要性的地位，“拼爹”將重新回到財富分配的重要位置。

       皮凱蒂認為，民主社會的世界觀依然是崇尚奮斗的，即社會普遍認為，財富不平等更多是由“能力和勤奮程度”決定而不是“遺產和租金”，這種信念和希望在現代社會中發揮著重要作用。但不加制約的資本主義會促使資本持續積累，“能力和勤奮程度”必然在與“遺產和租金”的競爭中敗下陣來。

       那么如何實現平等呢？皮凱蒂希望在法律框架下通過民主辯論實現公平正義。在20世紀，推動社會重新洗牌的是戰爭，而不是和諧民主或經濟的理性行動。在21世紀，如何解決財富集中導致的社會不平等，取決于資本遭受沖擊的大小，也取決于控制資本和勞動關系所采取的公共政策和制度措施。為了解決平等問題，皮凱蒂對稅收寄予厚望。與馬克思將現代稅收喻為“可以用來扼殺君主專制的一條金鎖鏈”一樣，皮凱蒂認為稅收不是技術問題，在很大程度上是政治和哲學問題，也許是最重要的政治問題，“沒有稅收，社會就沒有共同命運，集體行動也就無從談起”。據此皮凱蒂開出了“全球資本稅”的藥方，建議強化累進的所得稅和財產稅，對高收入、高財富人群征收高額賦稅，在全球統一征收，并認為這是“通過民主手段控制財富爆炸性自我膨脹的唯一途徑”。

       無論皮凱蒂開出的稅收藥方是否具有可操作性，《21世紀資本論》都為我們理解稅收的政治屬性提供了新的視角。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稅務機關首先是政治機關，稅收政策不僅是經濟政策的組成部分，也是政治綱領、政治方略、執政理念和治國之策的有機組成部分。作為稅務人，我們更應該堅持用政治眼光、政治立場來研究和推進稅收工作，高質量推進新時代稅收現代化建設。

（作者單位：國家稅務總局貨物和勞務稅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