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蒂格利茨認為，由于現實經濟中存在信息不完全、市場不完備和競爭不完全問題，市場失靈是不可避免的，需要有強大的政府與有效的市場共同實現資源的最優配置。

約瑟夫·斯蒂格利茨現任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曾于2001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

斯蒂格利茨對經濟學的最大貢獻在于，他用信息經濟學工具從更接近現實經濟的角度來研究政府與市場之間的關系，其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理論為經濟學家進行理論研究和政府制定經濟政策提供了重要的理論指導。斯蒂格利茨明確指出，由于現實經濟中存在著信息不完全、市場不完備和競爭不完全問題，市場失靈是不可避免的，需要有強大的政府與有效的市場共同實現資源的最優配置。

奠基信息經濟學

1943年，斯蒂格利茨出生于美國印第安那州的加里，這個小城以生產鋼鐵聞名，而且是另一位著名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薩繆爾森的家鄉。薩繆爾森24歲時，在麻省理工學院取得了博士學位，而斯蒂格利茨26歲時就被耶魯大學聘為經濟學正教授，那一年是1969年。3年后，他被選為計量經濟學會的會員，這是一個經濟學家所能獲得的最高榮譽之一。

由于他的家鄉是一個以生產鋼鐵而著名的城市，在學習經濟學的過程中，斯蒂格利茨開始將經濟學理論與自己在家鄉所觀察到的現實進行對比，并對兩者之間存在的巨大差異感到震驚。因為即使在經濟繁榮的時期，現實中仍然存在著貧窮、高失業率以及種族歧視，而傳統的經濟學理論卻很少關注這些問題，這使得斯蒂格利茨開始建立能夠更好去解釋這些現象的理論模型，也就是不完全信息模型。

斯蒂格利茨對不完全信息的研究主要著重于對信息不對稱的研究，信息不對稱是指在交易過程中，交易各方獲得的信息不同，或者對同一件事獲得的信息量不同。信息不對稱發生在交易前的模型是逆向選擇模型，發生在交易后的模型是道德風險模型。信息經濟學通過研究信息對人們行為和市場交易的影響，發現由于信息不對稱，市場并不總是有效率的。

斯蒂格利茨對于該理論的研究使其獲得了1979年由美國經濟學會授予的克拉克獎，該獎項是經濟學領域僅次于諾貝爾經濟學獎的榮譽。1993年~1997年，斯蒂格利茨曾擔任美國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成員及主席。1997年~1999年，他擔任世界銀行資深副行長兼首席經濟學家。2001年，斯蒂格利茨更進一步，以信息經濟學奠基人之一的身份獲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他對信息經濟學所作出的重大貢獻得到了瑞典皇家科學院的高度評價，他們認為斯蒂格利茨是同年三位諾貝爾經濟學獎獲獎者中對信息經濟學理論貢獻最大的學者。2011年~2014年，他擔任了國際經濟學協會主席。

政府干預的必要性

在對政府干預的必要性的研究中，斯蒂格利茨分析了“看不見的手”和福利經濟學兩種理論的缺陷。根據亞當·斯密“看不見的手”理論，在自私動機的驅使下，“看不見的手”可以引導個人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同時實現社會利益最大化和經濟資源的有效配置。斯蒂格利茨則通過將非對稱信息引入保險市場、資本市場和勞動力市場的三個案例，分析證明了“看不見的手”在一些現實中是失效的。福利經濟學認為競爭的市場總會產生帕累托效率，因此政府干預的范圍需限制在極小的范圍內。斯蒂格利茨認為福利經濟學基本定理成立的假設，例如完全信息、完全競爭和完備的市場，在現實中并不存在，也就注定了理論本身的錯誤性。

斯蒂格利茨通過對“看不見的手”和福利經濟學的分析，認為市場失靈的普遍性要求政府的干預。他認為，政府干預的方式有直接控制和間接控制，以及政府規制。直接控制主要是政府自己來完成某項活動，如國有化或者公共產品的供給；間接控制是指政府通過稅收和補貼的方法，促使私人部門做政府希望推動的事情；政府規制是指政府通過法規的形式要求私人部門完成政府要求的事情。

斯蒂格利茨的理論貢獻在于：一是他以信息經濟學這一新范式為分析方法，證明了市場失靈的普遍性和常態化，進而論證了政府干預的必要性。二是他創造性地將政府和市場兩方面的力量結合起來，強調兩者的合作均衡關系。他認為政府和市場的力量都要強大并且均衡，這樣才能促進資源的有效配置，發揮市場的激勵作用。

斯蒂格利茨還非常關注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狀況。他表示，設計合理的稅收可以提高（至少不妨礙）經濟效率，刺激國內需求，解決經濟的轉型問題，促進經濟的公平發展。

追求經濟平等思想

斯蒂格利茨還非常關注經濟平等的研究，這可能與他的成長經歷有聯系。他的出生地是一個以鋼鐵生產聞名的地方，這使他容易了解鋼鐵工人在公司破產和被解雇后的痛楚。他勤勞慈祥的家庭氛圍也對他形成為人和善、倡導公平公正的市場思想產生了積極影響。

斯蒂格利茨認為經濟平等是地位平等和政治平等的前提，經濟平等的實質是機會平等，但現實社會中絕對的機會平等是不可能實現的，因此政府通過政策調節社會分配是合理的也是必要的。在斯蒂格利茨的著作《不平等的代價》中，他對所謂涓滴效應提出了質疑。所謂涓滴效應，是指在經濟發展過程中并不給予貧困階層、弱勢群體或貧困地區特別的優待，而是由優先發展起來的群體或地區通過消費、就業等方面惠及貧困階層或地區，帶動其發展和富裕，或認為政府財政津貼可經過大企業再陸續流入小企業和消費者之手，從而更好地促進經濟增長的理論。而斯蒂格利茨認為，給上層群體更多的錢并不能帶來更大的經濟增長，反而對經濟產生更嚴重的影響。他以美國金融危機后投入數萬億美元進入大型銀行救市為例，認為普通群眾并沒有得到幫助，依舊失去了工作和養老金。

斯蒂格利茨認為，改善社會財富向既得利益群體傾斜現狀的關鍵在于政府。必須不斷推進政治經濟體制改革，才能為經濟平等的實現提供制度保障。只有正確處理市場與政府的關系，才能實現政府與市場的良性互動。

政策實踐與分析

用政府干預去理解通過財稅補貼和稅收優惠政策來促進西部地區的發展。斯蒂格利茨通過對“看不見的手”和福利經濟學的分析，認為市場失靈的普遍性要求政府的干預，在向市場經濟過渡中并不是要弱化而是要重新定義政府的作用。

改革開放后，我國市場經濟不斷發展，然而東西部經濟依然存在相當大的差距。許多資源條件和經濟基礎較差的西部地區要想發展都需要長期的資金投入。因此，西部開發需要發揮政府的作用，加大財政轉移支付的力度，在基礎設施建設方面給予西部地區更多的支持。然而財政轉移支付畢竟有限，二次分配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可以通過改革和完善經濟體制，通過財稅手段，吸引私人部門投資西部地區，通過市場驅動更多資源流向西部。我國從2001年起，就已經實施了對西部地區企業給予稅收優惠的政策，一方面帶動了當地財政收入的增加，另一方面促進了當地居民增收。斯蒂格利茨也曾提到中國扶持西部地區發展的政策是極為正確的，是一種有助于減少發展差距的方法。

用“追求經濟平等”去理解減輕中小企業和個人稅負的稅收政策。斯蒂格利茨的經濟平等思想和對所謂涓滴效應的批評說明，不僅需要關注大型企業和社會上層，也需要減輕中小企業和社會中下層的稅收負擔，才可以更好地維護就業，刺激國內需求，促進經濟良性發展。從我國的實踐看，近些年來，我國不斷加強對中小企業和個人的稅收優惠政策。根據財政部的統計，2019年全國個人所得稅收入同比下降25.1%，可以說老百姓實實在在得到了稅收減免的優惠。我國對中小企業和個人的稅收優惠政策，在目前促進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的經濟背景下，對于促進就業、擴大內需、維護社會公平正義有著重大作用。

[作者單位：中匯（北京）稅務師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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