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顯示，近幾年中國醫藥工業產值年均遞增16.8%，成為國民經濟產業體系中發展最快的行業之一，醫藥制造行業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日益重要。新一輪醫保制度改革啟動，加之近年來醫藥行業監管趨緊，針對醫藥企業的涉稅違法行為懲處力度加大，稅務合規管理的重要性日益凸顯。筆者建議，醫藥企業以此為契機，完善內部控制建設，強化稅務風險管理。

新醫改背景下，藥企需要更合規的稅務管理

今年3月，國務院發布《關于深化醫療保障制度改革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開啟了新一輪醫保制度改革的大幕，同時也釋放出醫藥企業應該進一步強化稅務風險控制的新信號。

《意見》指出，要協同推進醫藥服務供給側改革，繼續強調招采合一、量價掛鉤、帶量采購，推進醫保基金與醫藥企業直接結算。自2017年在公立醫療機構藥品采購中推行“兩票制”后，藥品流通環節過多、層層加價的問題得到一定的緩解。隨著“帶量采購”“一票制”等新醫改措施的推進，藥價虛高問題將得到進一步治理，醫藥行業的競爭格局、經營模式、財務核算和稅務管理方式等也將受到不同程度的影響。

不久前，國家醫療保障局發布《關于建立醫藥價格和招采信用評價制度的指導意見（征求意見稿）》，提出建立醫藥價格和招采失信事項目錄清單，開展醫藥企業信用評級，分級處置失信違約行為。值得關注的是，醫藥企業“非善意取得虛開的增值稅發票”的行為，被列入醫藥價格和招采失信事項目錄清單中，視情節嚴重程度，可能面臨書面提醒告誡、依托集中采購平臺向采購方提示風險信息、暫停相關藥品或醫用耗材的投標掛網、暫停供應配送中標藥品或醫用耗材資格、向社會公開披露失信信息等處置措施。

新醫改背景下，醫藥制造企業面臨業務模式的調整，完善稅務風險內控，強化稅務風險管理正當其時。在進行重大決策時，可提高企業稅務部門的參與權、話語權，注重稅收政策適用性和前瞻性考量。比如在“帶量采購”模式下，醫藥企業面臨藥品價格下降的壓力，或將促使企業開展集團內業務重組、并購其他醫藥企業等業務。此時，建議醫藥企業的稅務部門提前介入，參與集團內各實體職能的整合，評估稅收負擔情況和政策適用性，并做好轉讓定價安排，合理管控稅務風險，盡可能實現企業價值最大化目標。

監管部門嚴厲打擊醫藥企業涉稅違法行為

醫藥行業的涉稅違法行為，一直是各監管部門關注的重點。

近年來，有關部門多次開展醫藥行業專項治理活動，對醫藥購銷和醫療服務中存在的商業賄賂、虛開發票等違法行為加大懲處力度，肅清行業風氣。2019年，財政部對77家醫藥制造企業開展會計信息質量檢查，檢查重點涵蓋銷售費用真實性、成本真實性、收入真實性和價格合理性。檢查中發現，部分醫藥企業有會議費在銷售費用中的占比過高；會議費用中的餐飲費與住宿費、場所租用費、交通費嚴重不匹配等現象，存在虛列成本費用的嫌疑。

在國家稅務總局與公安部、海關總署、中國人民銀行四部委聯合開展的打虛打騙兩年專項行動中，也發現了一些醫藥企業的涉稅違法行為。北京某醫藥有限公司在2014年～2016年這三年間，通過隱匿銷售收入、虛抵進項稅額等手段偷稅，不繳或少繳應納稅款1200多萬元；非法取得增值稅進項發票303份，金額近3000萬元，涉及稅款超過500萬元；其他涉稅違法行為涉及稅款5500多萬元。最終，稅務機關對其追繳稅款及滯納金近7000萬元，并處以3700多萬元的罰款。

部分醫藥企業虛構交易、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不但給企業帶來較大的金錢損失，企業主要負責人還可能承擔刑事責任。云南省某醫藥企業在沒有真實貨物交易的情況下，取得大量虛開的增值稅專用發票用于抵扣進項稅額，并通過“過票款返現金扣進項管理費”的方式支付開票公司“開發票好處費”。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近800份，金額高達7800余萬元，造成國家稅款損失1300余萬元。最終該企業不僅需要補繳稅款、滯納金，繳納高額的罰款，企業實際控制人、財務負責人和采購負責人等相關責任人還面臨刑事責任，最高被判處有期徒刑十年。

筆者建議，醫藥企業除了做好日常事項的稅務風險管理外，應高度關注發票的真實性和合規性，規范發票以及相關憑證的審核與管理，重點審核業務的真實性，尤其是在銷售費用方面，同時做好相關資料的留存工作，以備檢查。

建議提高自主研發能力，合規享受稅收優惠

筆者認為，在新醫改措施不斷推進和行業監管趨嚴的大環境下，醫藥企業若想在市場中獲得競爭優勢，可在提高研發能力上下功夫。

新版《藥品管理法》和《藥品注冊管理辦法》中的“上市許可持有人”制度，破除了以往的“研產銷”綁定制度，將促進產業專業化分工，并鼓勵創新、激發活力。同時，新藥的審評、審批流程得以優化，對鼓勵藥品創新也起到積極的作用。重視新藥研發，避免與仿制藥企業的價格競爭，或將成為醫藥企業發展的新突破。

在我國的稅收優惠中，不乏鼓勵創新的政策。企業所得稅方面，企業為開發新技術、新產品、新工藝發生的研究開發費用，可以按照實際發生額的75%加計扣除或攤銷，并且進一步簡化了企業享受優惠事項的程序，采取“自行判別、申報享受、相關資料留存備查”的方式，進一步降低優惠門檻。新冠肺炎疫情發生后，國家也出臺了一系列稅收政策支持醫藥企業發展。比如，對疫情防控重點保障物資生產企業全額退還增值稅增量留抵稅額；對生產和銷售救治設備、檢測儀器、防護用品等疫情防控重點保障物資的納稅人，提供增值稅發票增版增量按需調整等便利辦稅舉措。

筆者建議醫藥企業在享受稅收優惠政策時，做好政策適用性和合規性分析，注意防范超額享受優惠的風險，特別是研發費用加計扣除超額享受問題。在制定核心研發人員的激勵計劃、開展新業務之前，以合規為基礎，結合現有稅收優惠政策提前做好稅務安排。

（作者系第四批全國稅務領軍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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