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總書記強調，“當代中國正經歷著我國歷史上最為廣泛而深刻的社會變革，也正在進行著人類歷史上最為宏大而獨特的實踐創新。這種前無古人的偉大實踐，必將給理論創造、學術繁榮提供強大動力和廣闊空間。”自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財政學界分別在新中國成立初期、改革開放前后和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后開展了關于中國財政學科建設的大討論。一方面，這三次大討論都對應國家治理模式轉換的歷史節點，都在追溯中外財政學科發展源流中完成了對中國財政學科基礎理論的系統梳理，并在自我檢視與不斷反思中汲取了新的學術營養。另一方面，這三次大討論涉及的諸如財政學科研究的對象（范圍）、財政學科研究范式、財政與國家（政府）的關系、財政的地位及職能等問題，既是過去也仍然是當前財政學科建設需高度關注的基礎性問題。

       2018年初，中國財政學會召開“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財政基礎理論研討會”。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院長劉尚希對財政學的舊邏輯與新邏輯進行了系統分析，他主張要站在新的歷史方位來思考財政學，強調財政學作為治國安邦的學問應當是一個多維度的知識體系。隨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中國財政學科必須及時作出新的重要調整才能更好地適應和引領中國財政實踐，從而推動構建中國特色的財政學科體系、學術體系和話語體系。近年來，隨著學術界對學科及學科建設普遍規律的深入研究，在學科的視野中全面梳理和深入分析我國財政學科建設存在的問題和面臨的挑戰，仔細分辨這些問題的本與末、因與果、始與終，從而找準推動新時代中國財政學科創新發展的方向及路徑選擇，是中國財政學界的共同使命。

       我們堅持認為財政學科是研究財政活動參與者——政府、企業、社會組織和個人的行為及其相互關系的社會科學，即財政學科本質上依然是研究人與人的關系，也就是研究人的行為及其相互影響，以及由人組成的社會的運行及其變遷規律。因為無論是公共產品的供給與需求、財政收入與支出，還是政府間財政關系與制度安排等無不牽涉人的行為、人與人的相互關系。而人與人的相互關系總是由一定的生產方式決定的。按照馬克思主義關于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存在與意識各自相互關系的理論，一個國家的政治制度、經濟發展、認知能力、技術水平、社會思潮的實際狀況和變革既決定著各個歷史時期、各個國家的財政實踐，也決定了財政學科的歷史面貌和發展方向。需要特別指出的是，財政活動雖然直觀地表現為政府收支活動，但由于政府收支活動總是與政府、企業、社會組織、個人等財政活動參與者在特定制度環境下對社會產品或國民收入的“予”與“取”的行為及其相互關系緊密相連，因而“從根本上說來，財政是一個跨越經濟、政治、社會、文化和生態文明等多個學科和多個領域的綜合性范疇”。

       財政是一個跨越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生態文明等多個學科和多個領域的綜合性范疇，對綜合性范疇的理解分析必須堅持多學科、跨學科和超學科的研究，這是由學科發展規律和財政學科的特殊性決定的。世界著名財政學家馬斯格雷夫批判了“以為只要達到了帕累托最優狀態”就萬事大吉的觀點，忽略了分配公平、個人權利以及有意義的自由概念對于一個國家的重要意義。他自己“醉心于一個涵蓋了經濟學、政治學和社會倫理學等許多學科的涉及面很廣的研究領域”。因而我們認為，對財政的研究，一是突破經濟學的局限，從政治學、社會學、倫理學、行為學、法學、管理學等不同學科的視角進行研究。比如從政治學視角研究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背景下的財政活動參與者——政府、企業、社會組織、個人的相互關系、性質及功能的變化；從社會學視角可研究社會文化制度如何通過財政活動參與者——政府、企業、社會組織、個人對財政運行產生重要的乃至決定性影響。二是突破單學科研究的局限，實際上，政治學、法學、管理學等學科視角所進行的研究不過是財政這種社會實踐活動“橫看成嶺側成峰”的表現而已，還應該堅持多學科和跨學科研究，同時用兩個或兩個以上學科的交叉視角來研究財政問題，更為切近財政的本質特征，這要求財政學者的知識結構必須多元化。三是突破“科學共同體”的局限，綜合性范疇中的問題往往受到實際使用、社會政策、 文化傳統等因素的影響，其解釋框架要求科學家與社會利益相關者的對話與交流，也就是說，研究不能局限在“科學共同體”內部，而是繼續向包括政策制定者、相關利益方開放，把財政學變成能真正解決現實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生態等發展問題的社會科學。隨著單學科、多學科研究的深入和跨學科、超學科研究的介入，財政學科知識不斷豐富、分化與重組，其知識不能簡單地歸入現有某一學科，新的知識及其體系化的可能結果是形成“新財政學”。

       財政學科建設必須強化知識生產的有效組織，必須適應現代知識生產方式的變化。考慮到財政學科的特殊性，財政學科應具有相當包容性的學術活動體系，不能局限在經濟學甚至財政學的狹窄圈子中自說自話，必須把其他學科的優秀學者引進來，在深度的思想交流和碰撞中不斷突破傳統財政學研究在認識論、方法論等方面的局限。制度是確保知識生產穩定和規范的基礎。開放性的學術制度體系對財政學科建設同樣重要，財政學科的制度體系不能給自己設定各種限制，而是要著眼于現實問題的解決和自身理論創新的需要。

       在某種意義上，中國財政學科的創新發展，首先取決于國家經濟社會發展及其相應的財政實踐，因為實踐提供了理論得以孕育和成長的土壤；其次，取決于整個財政學界在財政學科知識生產與創造中的共同努力，人的因素始終是知識生產中最核心的要素。從學科形成和發展的規律來看，在學科知識生產和再生產及其體系化的過程中，生產者、生產資料、生產成果等相關要素是彼此關聯相互作用的，這要求學科建設理念必須首先突破僅僅把“學科”視為知識體系聚焦學術研究的局限。同時，與自然科學相比，財政學科受到“人的特性的型塑”非常明顯，這種型塑既體現在研究對象，也體現在研究主體，無論是理論假設還是研究路線，西方財政學科都有其自身的意識形態烙印和局限，推動構建新時代中國特色財政學科要求我們必須堅持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回歸現實的原點、現象的原點和問題的原點去作具體的、深入的辨析，這也是學術研究應有的態度和精神。

（作者系西南財經大學黨委副書記、西南財經大學黨委教師工作部部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