幫助企業抗擊疫情的關鍵，是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持續推動降低包括稅費成本在內的企業整體成本。

深入貫徹落實黨中央統籌推進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工作部署會議精神，在政策應對層面尤需妥善處理好以下幾方面關系。

短期沖擊與長期發展趨勢的關系。新冠肺炎疫情直接影響第三產業特別是批發零售、住宿、餐飲、交通運輸、旅游等具有一定出行和聚眾屬性的服務行業。從歷史數據看，絕大多數自然災害和疫情對宏觀經濟沖擊都呈V型走勢。以“非典”為例，經濟增速出現短暫回落，但未改變全年向上趨勢。中國經濟總量接近100萬億元人民幣，外匯儲備超3萬億美元，擁有全球門類最完善工業體系，14億人口龐大國內消費市場，經濟韌性大、回旋余地足、自愈能力強。

疫情防控與推動復工復產的關系。疫情防控關乎生命，復工復產關乎生計。從某種意義上講，做好復工復產也是抗疫。應保障防控物資充足供應，加強跨區域務工人員輸入地與輸出地對接，讓更多員工盡快返崗復工。

大型企業與中小微企業的關系。應分類施策，促進大中小企業整體配套、協同復工。充分發揮大企業“穩定器”作用，支持有條件的大型央企、地方國企和行業龍頭企業最大限度挖掘生產潛能。加快重大項目、重大工程建設投產，帶動上下游企業加快復工復產。加大對中小微企業群體幫扶力度，繼續出臺面向中小微企業的“保生存”扶持政策，加大稅費優惠，提供更多穩崗補貼、復工補貼、房租補貼。

傳統產業發展與數字化轉型的關系。數字經濟將成為抵消疫情負面效應、支撐高質量發展的新動能。目前多數制造企業處于產業鏈中低端向中高端突破階段，數字化改造升級需求強烈。應在推動傳統產業數字化轉型的同時，加快數字經濟與全社會融合；以數字中國、數字政府為契機，加大以5G、人工智能、物聯網等為代表的數字基礎設施建設，降低企業數字化轉型成本；鼓勵引導有基礎有意愿的企業加快數字化改造，推動低成本、模塊化的數字化設備和系統廣泛應用，縮小中小微企業與大企業的數字化差距。

減稅降費與其他領域降成本的關系。幫助企業抗擊疫情的關鍵，是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持續推動降低包括稅費成本在內的企業整體成本。應充分利用“互聯網+”、大數據、新媒體等現代信息宣傳的精準性和低成本性、稅收管理員聯系企業的廣覆蓋性，促進稅費優惠政策落地。值得注意的是，應謹防其他領域降成本改革不到位對減稅降費獲得感的抵消效應。有研究顯示，影響企業降成本獲得感的原因，主要是融資難融資貴、人工成本快速上漲等對減稅降費產生了抵消效應。疫情暴發后，中央進一步加大減稅降費，現階段在不折不扣落實與疫情相關稅費優惠政策的同時，應謹防類似抵消效應出現。

中央與地方財力調整變化的關系。應高度關注地方支出壓力，優化中央與地方財力關系，加大中央對地方的轉移支付補助力度。按照既定時間表、路線圖，加快推進《實施更大規模減稅降費后調整中央與地方收入劃分改革推進方案》，在征管可控前提下，盡快將部分在生產（進口）環節征收的現行消費稅品目逐步后移至批發或零售環節征收，拓展地方收入來源。

穩外資外貿與全球供應鏈產業鏈的關系。疫情在全球快速蔓延，或將深刻影響全球產業分工和經濟地理格局。中國應擔當大國責任，保障對國際產業鏈有重大影響的行業或企業率先復工復產，減少對國際產業鏈不利影響，提升產業上下游信任度和可靠性。堅持以發展實體經濟為中心不動搖，以穩外資穩外貿為抓手，避免高附加值產業鏈向發達國家轉移、中低端產業鏈向發展中國家轉移。

風險治理與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關系。科學認識現代社會的風險特征，增強風險社會的制度供給力。中國已把應對歷次重大風險事件的舉措嵌入集中力量辦大事的體制優勢當中，這次疫情防控成效得到世界衛生組織的高度肯定。但在防控前期暴露出一些問題，亟須完善制度供給、加強制度創新，包括利用大數據、人工智能等現代信息技術，優化政府科學決策、民主決策體系；尊重社會公眾知情權，提升政府信息公開透明度；健全重大疫情應急響應機制和與風險社會治理相適應的預警機制，把中國制度優勢轉化為治理效能。

（作者單位：國家稅務總局廣東省稅務局稅收科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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